憂鬱症是一種綜合症，所以每個人差異很大
很多人認為憂鬱症是一種疾病，但我更認為憂鬱症是一種綜合體，是非常多不同狀況，到最後以憂鬱症的症狀出現。既然出現很多不同的狀況，所以每個人的差異就很大，有些人需要長期服藥，有些人則需要心理諮商，如果牽涉到家族的部份，還需要透過家庭會談進行，才能幫助病患走出陰霾。而我們提到心理諮商，大部分人其實相對利用得少，這是因為醫療制度給付的關係，健保多數是給付藥物，而諮商的費用給付過低，只有極少數院所提供健保諮商，所以大部分的精神疾病患者都是使用藥物治療為主。
但在德國留學時，他們的心身醫學科卻非常強調心理治療、諮商這塊，寫這本書的另一個主要訴求，其實是希望患者除了藥物外，可以有其他的選擇性，有些病患可以透過心理諮商，解除心理障礙，進而降低藥物劑量。
憂鬱症有哪些症狀？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類！
如何確認病患有憂鬱整？根據美國《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》中認為，有九個主要症狀，包括：
- 情緒低落
- 明顯對事物失去興趣
- 體重下降或上升
- 嗜睡或失眠
- 精神運動遲滯
- 容易疲倦或失去活力
- 無價值感或強烈罪惡感
- 注意力不集中或猶豫不決
- 經常想到死亡。
我們可以簡單可以分為3大類，第一大類是情緒症狀或是興趣症狀，這是最核心的症狀，其中一條就是情緒低落，且憂傷持續兩週以上，或者是對事物失去樂趣，會感覺不到生活的樂趣，讓人什麼事都不想做。
第二大類就是心身症狀，其中包含許多生理症狀，像是食慾下降、睡眠障礙、體重明顯變化、運動遲滯等。另外，患者容易產生疲倦、失去活力，這時候病患變得頓頓的，像是走路慢、說話慢，整個人的精神都感覺很遲鈍。但在一些年輕人身上，我們會觀察到他們的症狀不一定是變慢，反而是變得很容易激動，本來是還平穩的人，會突然容易激動。
最後還有一大類症狀，叫做認知或是思考的症狀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注意力下降，有很多憂鬱症病人，初期症狀表現為記性不好、忘東忘西，還有一些人會出現對自己的自信心下降，有些本來很有自信的人，突然變得沒有自信，或是莫名其妙出現罪惡感、認為自己沒價值，嚴重的病人甚至會想要自殺，而有一部分憂鬱症患者，很不幸地是用自殺來了結自己的生命，因為他們覺得人生是無望的。
憂鬱症需要理解家庭狀況？為什麼？
如同我剛剛所說，憂鬱症是綜合症，不同年齡、不同性別、不同的生活處境，都會有不同的結果。所以我習慣在初診時，會詢問病人的三代家庭圖。三代家庭圖的意思是，如果病人是年輕人，就詢問爸爸媽媽情況，甚至會問到祖父母那輩的情況，還有病人的兄弟姊妹；如果病人是中年人，育有下一代，我通常會往上問一代。為什麼要這樣問？根據多年的行醫經驗，我發現透過這些詢問方式，可以幫助我辨識許多家庭內的危險因子。
另外，詢問家庭狀況也可以有助於理解病人，因為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患者，他們的壓力來源通常跟家庭處境有關，而我本身受過家庭治療的訓練，所以非常理解家庭內部的糾結，所導致的心理狀態失衡。有時候家庭並非是要對病人不好，很多時候是出於「不得已」，這不代表家人是存心要對病患不好，而是整個大環境、社會認知等，導致這樣的結果，我通常會說這就是一種「無奈」。
即便是已經結婚，另一半也是自己的選擇，但有時還是有很多無奈，就算當初是自己所選的對象，當初很愛很愛，但也會因為很多事情，導致兩人關係出現變化。所以人生有太多所謂的無奈，而無奈本身就是憂鬱的危險因子。
完美主義是憂鬱症危險因子，享受卻是保護因子
有時候，我會用「翹翹板」來描述憂鬱症罹患與否，罹患憂鬱症中有很多危險因子，也有很多避免憂鬱發作的保護因子，有些人看起來危險因子很多，像是家境不好、身體不好、運氣不好等，但是卻沒有罹患憂鬱症，這是因為他也有很多保護因子，像是雖然家境不好，但有很幸福的童年，這邊我們要特別提到童年經驗。一般來說，童年經驗非常好的人，容易對人生充滿了希望，這就是一種保護因子。此外，有些人雖然身體不好，但是很多人願意幫助他，這樣平衡之下，就會讓病患不會陷入憂鬱狀態。
另外一個很常見的危險因子是完美主義。完美主義者對人要求高，對自己的要求更高，所以相對也較負責任，當生活中出現一些不理想的事情時，他們就容易陷入焦慮或是憂鬱。
我常說：「享受是很重要的保護因子。」可以享受人生的人，憂鬱、焦慮的機率就會大幅下降，所以我認為懂得「享受」是一個很重要的保護因子。當然這種享受是有前提的，這個前提是需要建立在負責任的態度上，因為不負責任的享受，就是把自己成為別人的危險因子。
精神失衡，而非精神疾病
mental disorder，大部分的人會翻譯成心理疾患，也有人翻成精神疾患，但我認為這樣的翻譯病不恰當，事實上這是一種精神失衡，而不是疾病。作為一位精神科醫師，我不認為大多數憂鬱症是精神生病，我更願意稱呼它是精神失衡，所謂的失衡，就是失去平衡、處於不穩定的狀態。
實際上，英文有一個詞彙叫做psychotic disorder，這個就是所謂的精神病，精神病就是脫離現實，我們傳統上認為瘋瘋癲顛的這些人，英文中被稱為psychotic disorder，是真正意義上的精神病。但是在台灣的翻譯裡，變成「精神疾患」與「精神病」，這兩個字看起來幾乎一模一樣，但其實是完全不同的含意。
有些人會認為，憂鬱症好像越來越多，但我認為不一定是如此。雖然生活壓力可能會讓流行率稍增，但另外一個可能，是人們對於憂鬱症的接受度也越來越高，特別是年輕一輩。我在臨床上，常見到國中生、高中生、大學生主動來看診，甚至瞞著父母來就診。因為早期父母態度通常比較保守，不太能接受小孩有精神病，年輕人不同，認為自己有精神狀況，就應該要尋求專業的協助。我認為這是件好事，代表過去幾十年來去汙名化的工作，出現了一定的成效，讓大家願意慢慢接受。
家庭或許就是第一現場
在德國留學一段時間、回到台灣後，發現到有個讓人覺得格格不入的現象。華人號稱重視家庭，但實際上家庭互動很短，許多家庭中相處的時間根本不夠，或許是社會氛圍影響，所以成人追求金錢、財富、地位，小孩要追求成績、學業，大人們、小孩們各忙各的，家長沒有耐心去聽小孩的心裡話，總是認為：你去讀書就好、把書讀好就好。但這種想法頗具殺傷力，因為孩子會感到困惑，我好好讀書，然後呢？就沒有然後了！
最後，父母了不了解孩子，孩子不願意把心裡話告訴父母，最後成為熟悉的陌生人，彼此認為對方有問題。但其實大部分孩子沒有問題，因為他們本身的適應力就很強，他們需要的是家庭的溫暖，與未來的方向。很多來找我們的案例，多是屬於敏感族群、想法缺乏彈性的年輕人，這些敏感、缺乏彈性年輕人不是不好，相反地，他們很多外在表現非常優秀、頭腦非常聰明、很能幹、很多想法，但是他們對於人生的想法與困惑，往往無法得到解答，所以就陷入迷茫狀態，失去了人生方向。
對於這些青少年，我建議他們去找學校輔導老師，前提是學校輔導系統要夠健全，這樣輔導老師、諮商師等專業人員，才有辦法接住這些年輕人，解答他們提出的疑問。我認為台灣對於心理諮商、對於精神健康的投資非常不足，而這種不足會反映在整個社會上，包括社會氛圍、社會事件，甚至是社會壓力等，都有很大的影響。
對於精神健康的投資，不只是政府沒有注意、學校沒有注意，甚至很多家長也沒注意，因為普遍沒有精神衛生的意識，所以造成這種結果。有些國家，他們的健康投資中，有將近10%用在精神健康，但是台灣健保數據中，精神健康的占比很低，因為健保主要是在給付高價的藥物，或是高價的治療，但是對於人力、服務性質的給付，像是心理諮商、照護等純粹是人力給付的費用很少，用硬體、軟體來比喻，台灣是偏向給付硬體，而輕視軟體價值。但人力上的優勢，我們稱之為軟實力，而台灣是有軟實力優勢，因為我們這方面的專業人員夠多，但重視程度卻很少，到最後討論的都是給付藥物，而非人力。
我常在想，台灣不是沒有錢，而是缺乏精神衛生的認知，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。所以，我還是呼籲家長，如果認為小孩的精神健康很重要，想要保護自己的孩子，首先是要傾聽他們的心聲，了解他們的困難；但如果自己做不到，可以鼓勵他去找輔導老師，讓老師去幫助他；如果學校資源不足，在經濟許可下，我會建議家長自費讓小孩去諮商，讓他能夠找到精神上的出口。
憂鬱症、焦慮症可以預防嗎？需要從身體、心理與社會著手
在公共衛生學上有所謂的「初級預防」跟「次級預防」。初級預防的意思是，一一個人還沒生病之前，就讓自己的身體跟精神比較強健，包括享受你的生活、作息正常、吃健康的食物、每天適度運動等，都可以讓我們身心能夠健全。
其中作息正常很重要，因為研究發現，生理時鐘對我們身心的健康很重要，所以養成好的生理時鐘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影響睡眠的另外一個問題是3C產品，現代人白天忙得要死，有工作、有學業，然後想說晚上要休閒，所以經常看影片、玩遊戲到忘了時間，結果壓縮到睡眠時間，造成睡眠的時間混亂、還有睡眠時間不足等。
在心理預防上，要建立自己的彈性，允許自己失敗，同時覺察自己是否有完美主義傾向，如果有，就要學習如何去調整改變。再來是家庭的建構，家庭是由愛所組成，家庭討論的應該是愛與關懷，是彼此的近況，是彼此的心裡話，而不只是談論金錢、工作、成就；在家庭中，我們要給彼此最大的支持，而不是責怪，給予最大的包容，而不是動輒得咎。
在社會上的初級預防，就是社會文化風氣的改變，包括反霸凌、MeToo，建構一個安全的社會，預防騷擾；另外，要建立一個開放的社會，包容他人的差異性，讓大家可以尊重彼此、減少歧視，但這樣的狀況不是一朝一夕，而是長期的社會演變。
次級預防就是早期發現，有症狀就要治療，避免惡化或是慢性化。當疾病惡化或慢性化時，處理起來就更困難。所以，精神疾病需要去污名化，並且理解到精神失衡（mental disorder）、精神病（psychotic disorder）之間的差異，讓人願意就診，才能早期發現、早期治療，也讓病人可以少受點苦。
精神藥物應該要去污名化
我會覺得很多人對於精神藥物有太多誤解。以過動症（ADHD）為例，為什麼一個人要吃過動症的藥？因為這有可能造成本人跟他人的困擾。有台灣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，發現到過動症的孩子死亡率較高，而且不治療比治療高更多，為什麼？如果我們攤開死亡數據來看，兒童跟青少年的主要死亡原因是意外跟自殺，如果一位過動症患者沒有進行藥物治療，他就無法安靜下來，這會影響到他的人際關係，也會影響到他的學習與相關成長。但是社會上常有人會汙名化相關藥物，包括憂鬱症、焦慮症等相關藥物，導致病患不敢服用相關藥物，讓病情沒有被好好控制，造成更嚴重的問題。
我還是要強調，精神科醫師並非強迫病人吃藥，而是藥物是最快的方法，除了藥物控制外，還要尋求其他的協助。我還是以過動症為例我們見過很多過動症的孩子，他們好好地服藥，同時在放假時讓他好好去運動，這時候他可以減輕藥量，甚至不用服藥，這樣慢慢地找到抒發管道後，甚至有些小孩可以停藥。
其他精神疾病藥物也是如此，好的醫師會跟病人討論， 比如說藥物的副作用太大，對病患產生很大的影響，就需要調整藥物，這需要一段時間進行調整，沒有一種完美的藥物搭配，而是根據病患狀況進行動態調整，這樣對病人才是最好的狀態。但在台灣，有些病人沒有耐性，也沒有給醫師調藥，感覺沒有效果就換醫師，每換一個醫師就要重新調整藥物，到最後當然收效甚微。
除了藥物外，我還是建議病人需要找到其他的輔助療法，像是心理諮商、園藝治療等，來幫助病人治療。但通常這些輔助療法，台灣健保無法給付，多是需要自費。但在德國，對於心理諮商很重視，所以病人可以使用他們的健保給付，而不需要自費。但還是要說明一下，德國的諮商並非想諮商就可以諮商，而是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，並且經過一些安排。
政策形成是集體價值觀的展現，應該呼籲增加精神健康投資
關於精神衛生方面，我還是強調一件事情：這是價值觀的問題。過去以來，台灣會願意為硬體而投資，我們習慣花大錢去蓋昂貴的治療中心。當然，為了治療救命，這是相當值得的事情；同時，除了照顧生理上的健康，是否也需要對精神健康進行投資？我們的小孩值不值得我們投資精神健康？我們自己是否值得自己投資精神健康？整個社會政策是否該養成投資精神健康？這些都是價值判斷，就是我們抉擇的結果。
事實上，我認為進行精神健康投資金額真的不大。但是很多人卻願意花這些錢去買包包、買名車、買名錶，卻沒有想投資自己的精神健康；很多人願意花大前讓小孩讀雙語學校、上才藝班，卻沒有想過投資他的精神世界，讓孩子精神健康。這些都是價值判斷。
診療過這麼多病人、個案，我還是要再次呼籲，精神心理健康是值得投資的。如果整個家庭、整個社會，甚至是整個世代的人都不重視這件事情，那麼將來付出的代價，一定比我們想像要大得多！
陳冠宇醫師的歐亞心身學堂 